随后的年月里，吕布的皇权跟民权配合得越来越紧密，在军队和民众的共同支持下，有效地遏制了世家大族的反扑，遏制了世家大族的发展，遏制了官僚集团的膨胀。

　　吕布用法律的形式，废除了奴役制度，规定任何人都不能蓄养中华帝国的公民为奴隶，任何地主、掌柜跟农民、伙计只存在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不存在从属关系，又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只准国家组织武装军队、审判劳改犯人，任何私人都无权组织武装，无权逮捕审判监禁他人，任何私人只能聘请国家提供的警卫。

　　吕布的诸多老部下退役后，开办了自负盈亏的武装警卫公司，这些警卫公司都必须接受当地驻军管理，不过因为每个武装警卫公司自负盈亏，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迫使他们不断地提高服务水平，让很多富人都渐渐地感觉到，请来的警卫不比自己蓄养的差，当然他们也不敢蓄养武装力量。

　　这样的法律出来，在议政院、民众的监督下执行，釜底抽薪地瓦解了世家大族的立身之本，吕布再制定出分家制度，让每个胀大起来的世家大族都渐渐分化成许多个中等家庭。

　　而随着全民教育的不断加强，所有民众的政治智慧都在不断地提升，他们都接受了吕布的一个观念，只有上面的皇帝、下面的民众一上一下地监督着，官僚集团才能稳定地清廉地高效地为民众效力，如果没有上面的皇帝，官僚集团就会像没有盖子的水壶，热水沸腾飞溅出来，会烫伤所有人。他们渐渐地认知到官僚集团会因为权力的不受约束而变成什么样的怪物，民众对吕布的支持越来越一致，当吕布确认他能掌控所有局势的时候，他推出了全民科举政策，并修正进入宪法。全民科举若干年，又逐步推出了全民选举的制度。

　　吕布得到天下的过程跟那一世的曹操、司马懿有相似之处，所以他一直在吸取历史上曹操、司马懿家族失败的教训，避免自己好不容易创建起来的中华帝国二世而亡。

　　曹操父子和司马氏，皆以“诈术”得国，为了克服篡位的意识形态障碍。他们在上层社会有意识地提倡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价值观，使汉代董仲舒等大儒所提倡、得到帝王肯定的“忠孝”之道迅速崩毁。然而魏、晋亦自掘坟墓，最终失国于“诈术”。司马氏得天下后，已无稳定的、进步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来维系自己的道统，皇帝只能以暴力威慑和利益诱惑来取得皇族宗室、世家大族以及士林精英的认可和支持，但这种类似“分赃体制”的政治架构是很脆弱的。晋朝建立不久。就有“八王之乱”，一直到东晋南渡，豪门和大军阀造反从来没有间断。

　　在“胜王败寇”这种功利性极强的价值观主导下，道统不存，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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